新股配资官网裁员风波，如何影响星宇股份的港股上市与全球化进程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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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|《财经》研究员成孟琦

　　编辑|郭楠陆玲

　　虽然星宇股份已发布对外处理通报，但对处于港股上市关键期的企业而言，裁员事件带来的影响仍在发酵。

　　9月7日午间，星宇股份通过官方公众号对外发布事件处理通报，公开披露高管问责结果、落实补救措施，承诺将从源头上落实整改措施，并再次向涉事应届生及社会公众致歉，试图为这场争议收尾。

　　回溯事件始末，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，其中107人在入职仅一个月后即面临“二选一”：以“个人原因”离职获半个月补偿，或强制调岗至一线流水线。相关录音在网络传播后引发轩然大波。

　　近期，星宇股份正处在冲刺港交所的关键阶段。7月29日，星宇股份第二次递交港股上市申请，距26日首次申请失效仅隔三天。8月14日，证监会备案获批。

　　裁员风波已对星宇股份的上市进程带来影响。按照常规节奏，接下来只需等待港交所聆讯，上市已是“临门一脚”。但多名投行人士向《财经》透露，星宇股份获得备案已逾三周，仍未收到具体聆讯日期，这已明显超出常规节奏。

　　对于处于上市关键节点的星宇股份而言，可能仍需向港交所提交额外补充说明，包括裁员合规问题，对公司治理能力和制度进行说明，及可能带来的客户及订单影响补充说明等。多名投行人士表示，对于正在等待聆讯的星宇股份，证监会及港交所的额外问询可能拖后其上市进程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9月9日，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，上交所向星宇股份下发监管工作函，处理事由为就公司相关事项明确监管要求，涉及对象为上市公司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

　　同样在9日，星宇股份发布“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相关文字错误的更正公告”，称于2026年3月20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《2025年年度报告》，经核查，其中关于副董事长、副总经理周宇恒58岁的年龄信息存在错误。周宇恒出生于1985年12月，前述年龄信息披露有误。

　　港股上市窗口期撞上裁员风波

　　被称为“照明第一股”的星宇股份，在港股上市进程因裁员风波增加了不少变数。

　　有港股律师表示，若星宇未如实披露历史违规情况，可能涉及招股书信息披露问题，甚至构成虚假陈述。港交所作为全球ESG（环境、社会、治理）要求最严格的交易所之一，极易触发对拟上市公司“公司治理重大缺陷”的审查，并要求就近期事态作出补充说明。这意味着，星宇可能需要就裁员合规性、公司治理制度及客户订单影响等维度，向港交所提交额外材料。

　　星宇股份1993年创立于江苏常州，2011年登陆A股，主要为汽车厂商供应前照灯、后组合灯、雾灯、氛围灯以及相关配套产品。财报显示，2023年至2025年，星宇股份分别实现营收102.48亿元、132.53亿元、152.57亿元，同比增长分别为24.25%、29.32%、15.12%。2026年半年报显示，其实现营收68.84亿元、归母净利润6.69亿元，分别同比增长1.87%和-5.26%。2025年底启动港股上市进程，2026年1月递表，华泰国际为独家保荐人。

　　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，按2025年收入计，星宇股份在中国汽车照明市场位列行业首位，拥有11.6%的市场份额；在全球拥有4.6%的市场份额，位列第七。

　　国内的行业领先，叠加全球市场待开发的蓝海，正是星宇冲刺港股的核心原因，即借助中国香港这个国际融资及展业平台，加快海外产能布局和资本运作。

　　不过，目前星宇的海外产能仍占比较低，其在中国和塞尔维亚运营12座工厂，全球布局16个研发中心。但从财务数据看，境外资产13.01亿元，占总资产的比例仅为7%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裁员风波发酵过程中，又有前员工爆料，星宇股份在塞尔维亚海外工厂存在用工差异的情况，即当地员工按规定上下班，中方支援员工日均工作时长达10小时。这无疑放大了外界对公司用工管理体系的质疑。

　　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全球研究所所长何国俊表示，港交所对拟上市公司公司治理重大缺陷审核很严。但港交所看重的不是“治理完全没问题”，而是公司是否如实披露、有没有完成整改，以及董事会和管理层有没有能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港交所对上市申请人的相关指引也提出，对于重大不合规问题，通常应在上市前完成整改，并说明事件性质、影响、潜在后果和改善内控的措施。

　　“更重要的是，星宇事件不能只看成一起劳动纠纷。对一家正准备上市的公司来说，市场和监管更在意的是：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偶发事件，还是反映出公司在管理上存在更深的问题。”何国俊强调，“从经济学角度说，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任问题。如果劳动问题处理不好，可能影响员工稳定、生产效率、客户关系、品牌声誉，甚至订单。这些风险未必马上写在财务报表里，但市场会把它算进估值里。”

　　全球经济发展联盟GEN创始人兼主席许菱娜告诉《财经》，整改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生，是企业对于危机最重要的答案。企业出现问题，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失去进入资本市场的资格。对于融资、上市或者接受国际客户审查的企业，外部关注的已经不仅是收入和利润，还包括管理层如何管理风险、董事会如何监督、发生问题以后谁负责、公司有没有留下真实、连续、可验证的记录。

　　中国出海企业如何完善公司治理

　　比港股上市进程延缓对星宇影响更长远的，是来自海外客户的合规审查。

　　解聘风波中，除了国内劳动仲裁路径，被解约应届生据称将投诉材料发送至海外客户的合规举报渠道。大众汽车、梅赛德斯-奔驰、宝马均作出回应，相关专项调查正在进行中。

　　对于此类的跨国家、跨供应链的举报，许菱娜提到，从企业经营的现实来看，即使一家中国供应商并不直接落入某项境外法律的法定义务范围，它仍然可能因为国际客户的合同、采购政策、供应商行为准则、审计要求和供应链管理制度，而面临更高的劳工、人权、环境和商业道德标准。企业出海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决策，全球供应链责任正在被制度化，而合规能力正在逐渐成为市场准入能力的一部分。

　　“对于跨国投诉，真正起作用的不只是法律，也包括订单。”何国俊表示，“德国法律首先约束的是德国企业本身，不一定是直接处罚中国供应商。但德国企业为了避免法律、声誉和客户风险，往往会通过采购合同、供应商准则、审计和订单安排，把这些要求传递给上游供应商，客户是否继续下单、是否允许进入其供应链、是否降低评级，影响可能比一纸法律条文更直接。”

　　对于星宇给中国出海企业带来的启示，许菱娜告诉《财经》：“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之后，企业治理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。如果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，这个问题可能同时成为：客户的问题、供应链的问题、品牌的问题、资本市场的问题，甚至是董事会的问题。中国企业真正的全球化，是把中国企业的效率、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，与全球认可的治理、合规和可持续发展标准结合起来。”

　　“企业如果想进入高端供应链，就要适应海外客户越来越把劳动、环境和商业道德当作供应商合作的一部分。当然，企业也不可能照搬所有外国标准。比较合理的做法是，先把中国法律要求的劳动保障和内部管理做到位，再根据主要客户和出口市场的要求，补上申诉渠道、反报复机制、调查流程和资料留存等环节。这些工作短期会增加成本，但长期是在减少更大的麻烦。”何国俊认为。